太姥山國興寺，位于太姥山風(fēng)景區(qū)內(nèi)，坐落在烏龍崗東麓峽谷一處相對平坦的山坳中。寺名“國興”或者“興國”，寄寓著對國家興盛的宏大祈愿。如今的國興寺，為上世紀末新建，有大雄寶殿、太姥圣殿、地藏王殿、客堂等，新建殿堂呈線型依山分布，前沿緊挨舊國興寺遺址。
國興寺遺址2005年被公布為福建省第六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，因考古發(fā)掘，目前遺址上舊基裸露，大量建筑構(gòu)件遺存露天堆放，中殿遺址上七根大石柱巋然矗立、直指云天，令人觸目浮想：這樣的一座寺院，始建于何時？歷史上有過怎樣的輝煌？
關(guān)于國興寺的始建時間，由于史料記載不一，如今也沒有一個定論，這里試著根據(jù)現(xiàn)有史料進行粗淺的分析，意在拋磚引玉，就教于方家。
目前可見記載國興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《太姥山記》。林嵩，福州長溪縣赤岸（在今霞浦）人。唐咸通年間，在太姥山麓之靈山建草堂讀書。乾符二年(875)進士，授職秘書省正字。廣明元年(880)，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，林嵩束裝歸里，棲居靈山谷中，縱情山水，期間游覽太姥，并作有《太姥山記》。其文曰：
山舊無寺，乾符間，僧師待始筑居于此。……游太姥者，東南入自金峰庵；東入自石龍庵，即疊石庵；又山外小徑，自北折而東，亦入自石龍庵；西入自國興寺，寺西有塔；北入自玉湖庵，庵之東為圓潭庵。國興寺東有巖洞，奇石萬狀……
文章說太姥山本來沒有寺院，是唐代乾符年間有一個叫師待的僧人開始在山上建寺居住，但沒有明指師待所建是哪座寺院。文章緊接著提到金峰庵、石龍庵（疊石庵）、國興寺、玉湖庵、圓潭庵等多座寺庵，后面還提到白云寺（包括摩尼宮），如果此文為林嵩所作可信，那么林嵩時代太姥山就已經(jīng)有了這么多座寺庵，國興寺是其中的一座。
我們再來看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對國興寺的記載：
國興院，望海里，大中祥符四年置。太姥山舊名才山，《力牧錄》云：“容成先生嘗棲之。”今中峰下有石井、石鼎、石臼存。王烈《蟠桃記》……林嵩《記》云：“先是無寺，乾符間，僧師待始筑居于此，乃圖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。陶因名之……”
《三山志》的體例，“寺觀”后附“山川”，所以把太姥山的有關(guān)情況放在“國興院”條下介紹，而且，在太姥山的介紹后面，還附了林嵩《太姥山記》的部分內(nèi)容，這使人不得不對林嵩《記》中所述“僧師待始筑居于此”的這座寺院與國興寺有更多的聯(lián)想。
但是，《三山志》中的這段“國興院”文字有一個“細節(jié)”值得注意：前面說它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，可是后面所引用的林嵩《太姥山記》一文中，已明確寫到了國興寺。換句話說，既然唐代的文章里已出現(xiàn)“國興寺”，《三山志》如何又說國興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？出現(xiàn)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種可能，一是林嵩《太姥山志》不是唐人文章，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后所寫；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承認林嵩為唐人，《太姥山記》為唐人文章，如果這樣，那么，《三山志》說國興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，就是錯誤的。
清嘉慶《福鼎縣志》就明確認為《三山志》的看法是錯誤的：
國興寺，在八都。一名興國寺?！吨葜尽罚?ldquo;在太姥山東。唐乾符四年，僧師待建，今廢。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”《三山志》:“國興院，宋大中祥符四年置。”誤。
這段文字在引用《三山志》并指出其錯誤之前，引用了《福寧州志》。《州志》一改林嵩《太姥山記》的“含混”，明確指出國興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師待所建。筆者查萬歷四十四年《福寧州志》，文字如下：
國興寺，在十都，太姥山之東。唐乾符四年，僧師待建。越二年，林嵩始為《山記》。”寺今圮廢，而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
無獨有偶，清乾隆《福寧府志》的說法基本與《福寧州志》相同。此中有一個信號比較強烈，就是“越二年，林嵩始為《山記》”一句，是為支持國興寺始建于唐乾符四年這個觀點的一個注腳和佐證，編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個強調(diào)，它說明，當(dāng)時《福寧州志》《福寧府志》的編纂者已經(jīng)注意到這個問題，而加以辨別后得出了結(jié)論。如果這個結(jié)論正確，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，師待是唐代乾符年間的一位和尚，他最早在此結(jié)廬而居，而有了最初的國興寺。
但是細查林嵩《太姥山記》的不同版本，文字也不盡相同，包括緊接在“山舊無寺”后面“僧師待始筑居于此”的這個時間，謝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所收林嵩《太姥山記》是“乾符間”（以下簡稱“乾符版”），而萬歷四十四年《福寧州志》、清乾隆《福寧府志》和清嘉慶《福鼎縣志》所收的林嵩《太姥山記》，均寫為“祥符間”（以下簡稱“祥符版”）。
林嵩為唐代之人，按常識，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現(xiàn)宋代皇帝年號，有人依此認為《太姥山記》是后人的偽作，或這位林嵩不是唐代的那位林嵩，是宋真宗時人，但現(xiàn)存收錄或引用這篇文章的史籍并不都是清一色的“祥符版”，而有的就是“乾符版”，如上文所述《三山志》“興國院”條下的引文和謝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收錄的《太姥山記》。所以，在這種情況下，“祥符版”就顯得比較可疑，而“《太姥山記》是后人偽作”和“林嵩是宋真宗時人”的結(jié)論也顯得邏輯不順、證據(jù)不足，相比之下，“乾符版”的邏輯就較為合理。
其實，細讀謝肇淛的《太姥山志》，也能感覺謝肇淛本人也是傾向于“乾符版”。他在《太姥山志》的卷上“國興寺”條中講的很明確：“在玉湖庵后三里許，唐乾符四年建，今址猶存。”在自己的《游太姥山記》一文中說道：“從間道走國興寺，寺創(chuàng)于唐乾符，故甚宏麗，今其遺址猶存。”他的《國興廢寺作》一詩也有“紺殿高標半有無，老僧猶自憶乾符”句。而且他在《太姥山志》“卷上”的開頭語中也明確寫道：“乾符四年，勅建國興寺于山麓，僧師待居之。”依據(jù)以上，可以判斷謝肇淛就是認為國興寺是建于唐乾符年間的。
我想，謝肇淛作為一位專門為太姥山修志的對待學(xué)問認真嚴肅的學(xué)者，對于國興寺始建時間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節(jié)點，應(yīng)該有過審慎的比對和研究，因此，相比其他幾本綜合性地方史志，筆者更愿意采信他《太姥山志》里的觀點和結(jié)論。
行文到此，細心的讀者可能又會發(fā)現(xiàn)另外一個“細節(jié)”，就是“乾符四年，勅建國興寺于山麓，僧師待居之”這句話里的“勅建”二字，而且這句話說是勅建國興寺之后再讓僧人師待居住，這與以上幾則史料記載的由僧師待自己創(chuàng)建又有不同。回到“勅建”，查清代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，也是明確說：“乾符四年勅建國興寺于山麓。”乾符為晚唐僖宗年號，唐僖宗有無勅建國興寺，因為沒有更多的史料支撐，暫不宜肯定其確有其事，等待更多的史料發(fā)現(xiàn)。但是《太姥山志》“卷上”的這段開頭語，倒是說到了唐玄宗朝辛子言與太姥山的一段因緣，其文如下：
唐玄宗開元十三年，都督辛子言自越泛舟來牧閩，止本州（福寧州，筆者按）海上，夢朱衣玄冠者執(zhí)圭而前曰：“某神吏也，昧爽，仙姑將之蓬菜，司風(fēng)雨者先驅(qū)以蕩魚鱉之腥。中丞泊舟當(dāng)路，幸移楫焉。”既覺，亟移舟，果風(fēng)雨暴至，洪濤駕天。少頃，澄清，云霞絢彩，有鸞鶴笙管之音。子言繪圖奏聞，上置圖華萼樓，宣示諸王、宰輔，勅有司春秋致祭，仍禁樵采。
以上所載，雖然史上辛子言確有其人，唐玄宗開元初年任福建都督府都督兼知福州，但事件仙梵色彩濃厚，筆者認為把它視為一個美麗的傳說較為妥當(dāng)，有人根據(jù)這個故事而臆斷國興寺始建于唐玄宗開元十三年，類于捕風(fēng)捉影了。退一步說，即便唐玄宗勅有司春秋致祭之事屬實，祭的是太姥山，也與國興寺無涉。
綜上史料，比對唐玄宗開元十三年（725）、唐僖宗乾符四年（877）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三個時間，筆者以為，國興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較可靠。今人徐曉望先生在《福建文明史》一書中也認為：“《福寧府志》《福鼎縣志》所載的林嵩《太姥山記》一文有一個錯誤：將僧師待倡建國興寺的時間，誤記為祥符年間，因而導(dǎo)致《三山志》也跟著犯了錯誤，以為國興院建于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，實際上，該寺建于晚唐的乾符四年。”
審慎起見，或許我們不必像徐曉望先生這樣在肯定“乾符版”的同時完全否定“祥符版”，結(jié)合國興寺遺址考古目前只發(fā)掘到宋代遺址和遺物的情況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，它們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，即：國興寺有可能始建于唐乾符間（初建寺院比較簡陋甚或就是結(jié)茅而居），而中興或重建于宋大中祥符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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